中共党员的被捕问题非常敏感，这很可能涉及变节问题。高官刘少奇、薄一波等在文革时深受其苦，即便是左派的江青、张春桥等也不能置身其外。现在中共党史公认，1927年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时，唯一一次被捕，而且险些被处死。不过近年来，有人考证，这次毛泽东被捕，居然出卖同志获释，不知真假与否。
现在中共党史公认，1927年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时，唯一一次被捕，而且险些被处死。
一、毛泽东亲述的被捕经历
据考证，毛泽东被捕的地点，是在湖南浏阳县和铜鼓县交界处的张家坊。
关于毛泽东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被捕的事，一直没有旁证，只有毛泽东自己的交待。这一交待被中共一直肯定，其党也无人敢去议论，海外人士也只好承认毛“被捕”后“急智脱逃”的结论。
流传于世的毛泽东“被捕”又“急智逃脱”的记载，出自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该书记录说，毛泽东有一段时间为组织军队，在衡阳矿工和农军之间走动，被国民党属下的一些民团抓到了，要把他送到民团总部枪毙。毛当时手里有从别人那里借到的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者将其释放。普通士兵见有钱收，答应释放毛，负责押送的队长不肯。毛决定逃脱，直到离民团总部约两百码的地方，找到了逃脱的机会，毛挣脱绳子，往田野里逃窜而去。
然而，这个故事版本经不住有心人的考证。1948年秋天，中共势力急剧膨胀，中国东北和天津战役结束的时候，长江以南各省震动。在毛泽东当年被捕的地区，一些中小学教员很自然地对中共和毛泽东的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金姓的小学教师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就地调查了1927年毛泽东被捕的情况。最初找不着什么线索，后经朋友介绍，得知有一个60多岁的老人，曾在当时的民团团部做过文书，于是他和朋友寻访到了这位老人。
这位老文书经过久久的回忆，不能肯定抓到的是谁，但记得那年（1927年）8月中秋节前，有个瘦长的男人在镇上经过，因为背的包袱沉重，又东张西望鬼头鬼脑，被民团怀疑背的是枪支，把他抓住，背的原来是100多块银元和一些衣服信件，说是做生意的，当即被解到民团团部审问，经过拷打灌水，才知道是共产党一个头头，他供出好几个同党，有一个同党并且是做县长的，在镇上小铺里等他，也一同被捕获。这个老文书清晰记得的大体情况，就只这些。
金姓教师要老文书回忆他听得的所有其他情况，老文书所知不多，只听说当天民团总部把那几个被捕的人解到边防司令部去。以后的事，就不知道了。金姓教师再次请老文书回忆，提供线索，老文书说当年的团总已死，可去找团总的儿子问问。团总的儿子当时也老了，又有病，对当年毛泽东被捕的事也有兴趣。他肯定当年父亲抓的是毛泽东，但抓的具体情节不大明了，只听说毛泽东能说会道，愿意和政府合作，他的父亲见毛泽东为国军立了一些功，又是同乡关系，帮他讨情，保他回乡教书，谁知后来他却逃到井冈山去了。
中共军队渡过长江以后，老文书下落不明，中共“土改”期间，团总的儿子被枪毙了。后来，金姓教员被中共打成“右派”。他同他的一些好友多次秘密谈论过他调查的经过。金姓教员好友的女儿到香港在闲谈中谈起这些事情，但是，可靠与否，当时她心里也没有谱，其他人也是将信将疑。
大约2000年左右，金姓教员女儿和她的丈夫张时中先生到北京探亲访友，上图书馆看报看书，发现有几本记述毛泽东被捕的书籍，并不如毛泽东对斯诺谈过的那样一致符合，出入甚大，大到足以证实老文书的所述“实而不虚”。
中共建政前后，国内流行一篇宣传资料，将毛泽东当年被捕时对团丁的谈话，详详细细，委委婉婉，写得十分动人。好像除了以金钱贿赂团丁之外，这篇谈话的说服力强，煽动性高，起到了攻心的作用，致使国军士兵欣然同意释放毛泽东。这篇谈话在毛泽东湖南故居纪念馆展出，大约两百多字，考察起来，有造假嫌疑，很可能是毛泽东本人着力捏造出来的，大概他觉得对斯诺的谈话还有漏洞，所以，造作一篇动人的谈话补充宣传。
但是，经过人们积年补充资料，反复钩沉，历史真相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仅从毛泽东对斯诺谈话的内容来研究，就可以发现漏洞百出，矛盾重重。毛泽东后来不以此历史事件来吹嘘自己，也可能自己感到心里有愧。中共笔杆子淡化这一历史事件，没有大事宣传，亦可能怕纸薄风大，露出原形。
二、1934年毛泽东的第二次被捕
在陈鸿年、吴越合着的长篇纪实回忆录《九死还魂草》、吴越着《我的爸爸是冤鬼》里却记载，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后，曾经被围剿部队的师长樊崧甫手下捕获。
吴越的父亲吴山五十年代是上海市司法局第一法律顾问处民事组组长，当时兼任樊崧甫的私人秘书。
据《我的爸爸是冤鬼》记载，樊崧甫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之一，因他指挥作战时总是骑着一匹白马，因此也称“白马将军”。1933年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他是主力部队的师长。1934年， 中央苏区反“围剿”失败，红军撤退，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樊崧甫又奉命追剿堵截。
就在这时，毛泽东不慎被捕，被押解到樊崧甫的面前。毛泽东否认自己的身份，但他是苏维埃政府主席，樊崧甫手上有他的资料和照片。不过樊崧甫比宋希濂聪明，宋希濂抓到瞿秋白以后，立刻打电报通知了蒋介石，以致后来宋希濂和瞿秋白的关系相处得很好，想给瞿秋白开脱都不可能，蒋介石下令处决，他不得不遵命执行，只能在行刑之前给一些感情上的“优待”，摆了一桌酒菜。
樊崧甫抓到毛泽东以后，甚至在明确了毛泽东的真正身份以后，根本就没跟蒋介石提起过一个字，因此得到了处理毛泽东的“绝对自由”。樊崧甫虽然是“国军”的师长，但他是“洪帮”中人，对“党争”的认识和兴趣都不是很强，而对传统的“义气”和“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却十分相信。因此，毛泽东能够通过游说打动他，让樊崧甫拿他当普通百姓，发些路费放了。
这件事情，当然是绝对秘密的，除了樊崧甫和毛泽东本人之外，不可能有第三个人知道。
正因为樊崧甫与毛泽东之间有过这样一笔默契的“交易”，1949年5月上海战役之前，蒋介石电令樊崧甫去台湾，樊崧甫居然借故没有遵令，为此蒋介石下令逮捕樊崧甫，关进了提篮桥监狱，直到上海解放，才被放了出来；而上海解放之后，对他这个当年围剿过苏区的战犯，陈毅市长不但没有把他抓起来，而是派专人先去保护他的住宅，后来专门把他请到市政府去谈话，接着请他出任上海市政协委员、虹口区政协主委，还给他分配了许多社会工作，诸如抗美援朝委员会委员、爱国卫生委员会委员等等。在1951年的镇反中，他也得到了特殊的保护，而且还“幸运”地在文革时平安无事，一直到1979年辞世。
三、樊崧甫其人其事
樊崧甫（1894年—1979年2月25日)，原名芝碧，字仲哲，号哲山，浙江省缙云县人。保定军校六期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六军军长[1]:76。
早年曾参与辛亥革命，民国肇建后进入武昌陆军预科学校就读。1914年5月16日授陆军步兵上尉衔。1917年至保定军校就读六期[2]。1927年10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1933年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六军第七十九师师长。1935年4月10日授中将衔，同年12月23日任第四十六军军长。1940年1月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挂上将衔。抗战胜利后获颁抗战胜利勋章。1947年1月退役。中共建政后官至上海市政协常委。1979年2月25日逝世。
轶事
1932年剿匪时，樊崧甫曾捕获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并且没有告知蒋中正，私自将毛泽东放了，还赠予其路费。廿多年后中共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没有杀樊崧甫，但中央军委还是派人到上海嘱咐樊“三十年内不许提起”曾经捉放毛泽东的事。
因为毛而引发的家庭悲剧
大陆作家 冯骥才 曾出过一本关于 文革 十年中普通人的命运的书，书名为《一百个人的十年》，其中有一篇是《悲惨故事之“拾纸救夫”》，故事与毛遇险一事紧密相关。
故事发生在山东西南地区的一个县。1973年， 冯骥才 作为驻扎某部坦克师二团的一个宣传干部去该县解决前五年动乱时期遗留的各种问题。其中一名李姓小学语文老师的冤案可谓旷古罕闻。
这名李老师善讲故事，无论听来的还是从书上看来的故事，全能记住，装满一肚子。张口就来，很少重样儿。他属于那种在课堂上随意发挥的老师，课讲得活，趣味横生，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课。
六五年搞运动时，人们互相揭发。有老师提出，一次他听李老师讲过，毛当年在浏阳被白军追得趴在水沟里藏身，这是赤裸裸的诬蔑毛。“伟大领袖怎么会被敌人追得趴在田间水沟里藏身？”这是故意歪曲毛的伟大形象!于是，好事者马上翻遍学生们的书本，查看听课记录，终于在一个学生的语文课本里找到当时听这故事时记下的一行字：“毛（主席）藏身水沟，摆脱敌人尾追的机警故事。”
证据确凿，当时就以“特大现行反革命案”上报县委。马上县公安局来人将李老师抓走。他不服呀!他说，这个故事不是瞎编的，是从书上看来的，可他又说不出哪本书，就这样被判了8年。
李老师的妻子是乡下女人，跟他结婚一年多，有六个月的身孕，带着大肚子探监时，他跟这乡下女人说：“8年的日子可不算短了，你要受不住，跟俺离了，俺也决不怨你。可是得实话对你说，俺绝没坑害你，那故事确确实实是俺从书本上看来的呀……”这女人转身就跑到县里喊冤叫屈。县领导说：“你去找，只要你找到这根据，我们就放人!”
女人心实，就到处去找书，找不到书就拾印字的纸，从纸上找。她不识字，拾到纸便请亲友或小学生给她念，听听有没有那故事。有时拾一块当时印的“文革”小报，也拿去请人看。一年到头，春夏秋冬，雨雪风寒，从没有停过一天。
在找书的过程中，孩子也一点点长大了。可是，就在李老师刑满前半年的一天夜里，灶膛里的火，引着了她堆满屋角的废纸，起了大火。女人和孩子活活被烧死了。
在监狱里的李老师听说后，也想自杀，但几次自杀都没成。后来在去厕所上吊自杀摔下来时，看见身边的油印纸片上写的正是要他命的那个故事！他写了一份申诉，连同这纸片递上去，心想就等着平反雪冤，出狱了。可没过几夫，县里说这纸片是油印品，仍然没来源和出处，不能作为依据，把他的申诉驳回了。
出狱后，李老师没有了家，也没有了工作，只好来找下乡的冯骥才，而冯骥才恰巧看过这个故事，出自文革前解放军文艺社出版的《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一书中的《浏阳遇险》，作者是谢觉哉。当时县革委的头头们看着这书都怔住了，只有一个自言自语说：“怎么谢老会写这篇东西?”
李老师由此被“平反”。他在跑来感谢冯骥才时，请求冯骥才把这本致使他妻死子丧、坐牢8年的书送给他。事后冯骥才听说，李老师把这本书烧了，将纸灰洒在妻子的坟上。
从冯骥才的纪实故事中，我们看到了毛又一则遇险的故事。衡阳和浏阳距离并不远，毛的遇险故事和他的首次被捕也许是同一个故事，也许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段。但李老师一家的悲剧，不正是中共高度吹嘘毛、为毛刻意掩盖不堪历史、欺骗民众所造成的吗？
习惯性防几张呼应被捕主题，戴手铐的囚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