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前，Gina深信滑交友软体要跟工作一样积极。为了在适婚年龄结婚、生小孩，她设定严格目标，每天花三到六个小时与人聊天配对，还规定自己一周要出门约会两次。
但约会超过五十个男性后，她移除了那个程式。
“滑到最后已经不开心了，而是压力，无法再陷入谈恋爱。”如今37岁的Gina告诉BBC中文，她已经不强求遇到“过一辈子”的另一半。
但她从未放弃想生小孩的念头。前年，她在单身的情况下，到海外生殖机构借精生子，并在去年11月生下一名男孩。
“我不想再等到那个人出现，就是几年后有了另一半，我也没办法40岁打一个针，让子宫回到30岁。”

Gina的选择反映台湾年轻世代婚恋价值观正在转变。

有台湾学者指出，社会主流仍相信“先婚后育”，多数年轻人因难以遇到理想伴侣，导致迟迟无法进入婚姻、养育下一代，成为台湾生育率持续走低的主要原因。
现代女性平权意识觉醒以及年轻一代的经济困境，也在某种程度上让问题更加复杂。



学者：三分之二台湾年轻人没有交往对象

20年来，台湾单身人口不断增加，根据台湾行政院内政部统计，2023年与Gina同世代、35到39岁的台湾人未婚比例为47.6％，比2000年多出整整25%。
与此数据紧密扣连的，是台湾在全球垫底的低生育率。2003年，台湾总生育率首次跌破1.3，正式成为“超低生育率国家”，二十年间生育率不见回升迹象，2022年更降至历年最低的0.87，并在去年维持低点，仅高于韩国的0.72人，为全球第二低。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世界概况》（The World Factbook）更预测，台湾将于今年成为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专长人口学、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郑雁馨解释，台湾人晚婚或终身未婚，是造成台湾低生育率的主因。她连续两年调查一万名20到49岁的适婚年龄者后更发现，不分性别、三分之二的台湾年轻人身边没有稳定交往或约会对象。

“结果显示他们八成以上想结婚，但找不到合适对象。”郑雁馨说。

台湾多数适婚年龄者所面临的困境，Gina感同深受。

“我曾以为顺其自然就会遇到另外一半，会结婚、就会生小孩。”Gina说。
Gina 是他人眼中事业成功的单身女性。她来自花莲，大学毕业后便留在台北生活，做过业务、外商猎人头，年轻就升职为新创科技公司的主管，靠存款跟贷款在新北市市区买房。
她个性独立自主，对生活就有明确规划，假期就出国旅游，热衷登山、滑雪等户外运动，还考有瑜珈的专业师资证照。但以同样积极的态度面对网路交友，三年内约会超过50人，仍未遇到理想结婚对象。
Gina 解释，她交往经验不多，有男性认为其情感表达太直接，不符合传统“男追女”的交往模式，“女生这样太积极、有点攻击性”。也有人认为她太专注工作，不适合结婚；当他们发现她收入比较高时，更备感压力。
“他们会害怕，当你什么都会，他们好像就不需要存在了，无法崇拜他们、依赖他们。”


传统观念与女性角色变迁产生冲突

台湾被认为是亚洲性别平权进步的国家，但多项研究指出，传统“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依然普遍存在，高收入或高学历女性更难以找到相匹配的伴侣。
2022年一份数据调查发现，台湾具大学学历的男性择偶上，仅有8%的女性伴侣学历比自己更高；男性已婚者更容易在月收入上高于其配偶。
中研院研究员郑雁馨指出，台湾年轻男女婚姻配对困难，主要来自保守性别观念与女性角色变迁产生的冲突。其中包含两性在性平观念的落差，研究显示台湾男性比女性对婚姻家庭的态度更保守，多数男性从母亲身上学习理想的妻子与母职，更赞同男性赚钱养家、女性持家务。
传统社会性别角色与家庭结构亦持续影响台湾女性的生涯选择。根据行政院主计处调查，台湾已婚妇女有25%曾因结婚离职，68.4%以照顾子女为由离职。即使婚后留在职场，女性生首胎后收入也呈现下降的趋势。

青年低薪减低交友意欲

今年33岁、在台湾地方公家单位工作的陈先生从未与人交往过，是台湾网友称呼的“母胎单身”，意即其出生后从未谈过恋爱、交过男女朋友。
陈先生坦言，自己对恋爱并不积极，没下载过交友软体，其工作环境认识也没机会接触人群。“下班就好累想回家，不会有所谓找对象这件事。而且想到经济因素，就更不积极了。”
他是家中独子，近年由于买房与家人同住，每月需偿还房贷台币25000元（约5900港币； 5500人民币； 600英镑），扣掉日常开销、保险跟基金投资，只剩下5000元可以运用。
他也指出，结婚除了遇到合适对象，还要思考婚后两人生活花费，“若她不跟我家人同住，我们还要另外租房子，有更多开销。生活品质不一定会比一个人过得好。”
台湾社会长年未解的青年低薪、长工时与高房价问题，使陈先生这世代青年更难达到传统成家立业的期待。

传统华人社会认为结婚生育为生命必经历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观念在台湾社会仍根深蒂固，被催婚成了很多年轻人的家常便饭。
陈先生也习惯了被催婚，在家里，亲戚长辈逢年过节问他有没有女友，提醒他工作稳定就赶紧成家、传宗接代。工作场合同事主管关心他的交友状态，每年他会收到四次隔壁部门寄来的单身联谊活动公文，鼓励他步入婚姻、“共同拯救少子女化”。
2011年，前总统马英九首次喊出“少子化国安危机”。这个论述使台湾而后十年，从政府官方到新闻媒体都不断将低生育率视为冲击台湾劳动力、高教产业，至国防安全的危机。
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公布的最新人口报告指出，台湾将于2025年迈入“超高龄社会”，成为亚洲第二个迈入超高龄社会的国家；台湾总人口将于2070年减少844万人。
2024年，台湾各政府部会为因应少子女化编列的对策经费，高达1,161亿元新台币。
陈先生收到的联谊邀请，便是政府单位为了促进结婚率及生育率，从中央机关内政部到各县市政府皆设定绩效，定期为公务人员跟民众举办的活动。
“如果有遇到合适的人会想结婚，但没有也没关系。（结婚）像选修课，而不是必修课。”陈先生告诉BBC中文。


学者：台湾比香港、新加坡更重家庭主义

陈先生说，经济因素让他对婚姻感到压力外，也担心其伴随而来的复杂人际关系，“要认识彼此家人朋友，偶尔要去见面，对女生来说可能还有婆媳问题。”单身生活对他而言轻松许多。
来自香港、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吕青湖告诉BBC中文，其研究发现台湾比香港、新加坡更重“家庭主义”，强调孝道跟家庭价值。
“台湾年轻人重视父母意见跟感受，孝顺不仅是信仰，也包含经济上的互相利用，”吕青湖指出，香港、新加坡家庭习惯雇用保母，台湾家庭则仰赖祖父母辈支援育儿，家庭关系比另外两地更紧密。
行政院内政部统计，台湾35岁到54岁有配偶者有五分之一仍与父母同住。中央研究院研究发现，台湾已婚夫妻与丈夫父母同住的比例高于中国多个沿海城市，更普遍遵循奉养父母的孝道观念。
吕青湖表示，当长辈观念传统、家庭结构不变，受性别平等教育的年轻女性会更抗拒传统婚姻，不愿跟上一代一样面对婆媳问题、在婆家娘家身分转变间拉扯。
中研院研究员郑雁馨也指出，从女性赋权和性别平等角度看待低生育率，象征社会更进步自由，低生育率未必是个“问题”。当女性教育程度、劳动参与、与公共决策角色提升，“她们为了追求理想生命状态，想选择观念契合的伴侣，不愿意为了结婚而妥协。”

“婚姻对女性一点好处都没有”

今年35岁的郭姵妤是台湾一间独立出版社的编辑跟共同创办人，她主张不婚不育，便是抗拒母亲受传统婚姻压迫的经验。
“婚姻对女性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妈照着社会给的剧本结婚生小孩，在框架里过得很痛苦。”她告诉BBC中文。

郭姵妤解释，她母亲奉子成婚，婚后放弃事业，在家负责照顾她跟两个弟弟妹妹。她从小便知道母亲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其父亲在外投资失败、还会赌博，母亲因为经济依赖、必须为家用低头，勉强维系婚姻多年。
“我妈很有想法，她读很多书，也买很多书给我，所以我现在才会当编辑，”郭姵妤说，但这样的母亲为了成为“好媳妇”、“好妻子”，长年为夫家牺牲奉献、压抑自我。
即使她母亲最终选择了离婚，但职涯中断十几年，再就业困难重重，也因为离婚遭受另类眼光。
郭姵妤指出，母亲经验之外，她的小学班导师因为生产过世，也在她心中埋下阴影，“生产对女性身体仍有风险，所以生小孩从来不在我的人生规划内。”

结扎：断绝家族的生育期待

郭姵妤说，她和大她一岁伴侣CJ有共识，绝不要下一代，CJ前年还实施了结扎手术。
单身男性在台湾实施结扎手术并不普遍，“有人担心影响性功能，多数也想保留生育的可能性，”CJ解释，结扎是一般手术，术后两三周就能复原，其困难在于台湾《优生保健法》限制未婚男女有遗传性疾病或精神疾病等，才可迳行实施结扎手术。
“大医院不太愿意帮未婚、没小孩的人做结扎手术，有些医院也会要你签切结书，怕你反悔。”CJ说。
CJ结扎理由不仅是考量伴侣生育意愿，他也想透过这个积极手段，真正断绝社会及家族长辈对他的生育期待。
他大学主修社会学，深受南非哲学家大卫・贝纳塔（David Benatar）着作影响，认为“出生即是受苦”，预防痛苦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不再制造新的生命。
“我对人类社会比较悲观，人免不了恶意、互相伤害，站在小孩的角度思考，他真的想被生下来吗？”

他说，这想法仍小众，但随着国内政治冲突激化、台海关系紧张，渐渐有不少人跟他持相同观点。
郭姵妤也补充，2018年全台湾全国公投结果使她更加决定不生小孩。当时反对同志婚姻合法化及拥护核能的势力胜出，与她的价值观完全相反。
“社会其他人的决定也会影响到我们，与其遭受这些痛苦，孩子为什么被迫要来面对这些事情？为什么要被赋予来让世界变好的任务？”
吕青湖解释，年轻人对未来的想像是影响他们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他们会想，我这一代已经这样，那孩子的未来会怎样？”她去年一份研究便指出，香港近年政治环境变化，使在意民主价值的年轻人更不愿生育。另有澳洲学者发现，全球暖化等环境议题也是澳洲青年不愿生育的因素之一。

女性自主生育权

台湾年轻世代比过往更渴望掌握自己的生育权。藉着医学科技进步，有人结扎绝育，也有人透过人工生殖技术为自己实现梦想。
已成功单身生子的Gina认为，“养育小孩会让人更了解自己。”
Gina解释，自从跟外甥女相处后，她一直很想要自己的孩子。但被医师断患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可能怀孕困难后，她考量身体状况及女性生育年龄限制，才决心无论身边有没有伴侣都要生小孩。
近年台湾女性因为晚婚迟育，使用人工生殖技术冻卵的人数不断上升。不过单身女性到海外借精生育案例较少。台湾《人工生殖法》规定，仅有异性恋夫妻可以进行人工生殖疗程，单身女性只能透过冻卵输出国外，进行海外借精的人工生殖疗程。
Gina也回忆，求子过程比她想像艰辛。人工生殖成功率因人而异，她辞去工作专心备孕，但因为卵子状态不佳及胚胎基因检测失败，历经一年、到第三次疗程才成功，身心都历经折磨。
“第一次失败我在车上大哭，消极大概三个月，不想出门，也不想跟人见面，一直想我要再做一次吗？”
即使她经济状况不错，疗程费用加上旅行开销仍是笔庞大数目，总共花费近两百万元台币（约47万2990港币；44万4656人民币，4万8889英镑）。她还想过再失败，就要抵押房子贷款继续疗程。


“单身生子有什么好丢脸的？”

台湾民众普遍认为“先婚再育”或有婚姻关系才适合养育小孩，单亲生子仍是例外状况。2020年OECD国家平均非婚生子女比例近42%，台湾则长年低于4%。
Gina 说，她从未与父母讨论其生子计划，担心其无法接受她成为单身母亲。她怀孕后，趁着父母旅游归国，才在机场举红布条公布消息，“我爸在公共场合才不会对我发脾气，布条上写‘爸妈我怀孕了。’”
Gina 回想，当天结果出乎她的预料。父母了解详情后不但支持她，父亲还在老家开席宴请朋友，庆祝多了个孙子。“我原本怕他们难跟亲戚启齿，替他们想好一套说法，结果我爸竟然回我，这有什么好丢脸的？”
有研究指出，台湾年轻人及其父母亲开始产生婚姻和生育脱勾的想法。近期台湾立法院亦讨论《人工生殖法》修法，包括修改试管婴儿等人工生殖方式的适用对象，由异性恋夫妻扩大至单身女性以及女同志家庭。台湾的社会观念跟法制正在改变。
Gina解释，虽然单身女性到海外借精生育目前在台湾还不普遍，也仍有诸多资源限制，但她想透过受访，告诉其他女性不必担心外人眼光。
“我一直在体验不同的人生，我很感谢自己做了这个勇敢的决定。”她说。

开放式关系

如今，郭姵妤也舍弃了曾拘束她母亲的社会脚本。
她与CJ实践开放式关系已七年。他们不遵循传统婚姻的单配偶制，允许对方能自由与他人约会恋爱，但两人仍保持伴侣关系，会共同规划未来，讨论人生重大决策。
郭姵妤解释，开放式关系有各种型态，界限取决于双方如何协议。
过去几年，她出版多本挑战主流婚恋观的书籍，探讨传统一夫一妻制以外的开放式关系，及主张人类不应生育的反生育主义。透过出版社活动，她发现台湾实行开放式关系的社群正在扩大，年轻族群对新观念跃跃欲试，也有以开放式关系、多人共同抚育孩子的案例。

2013年台湾曾有性别团体提出《伴侣法》，希望保障不分性别、性倾向的成年人，自由协商并签订两人的财产分配、遗产继承、住居所等契约，但当时草案因保守势力反对未通过。
台湾大学法律系特聘教授陈昭如认为，台湾社会对选择单身或非婚关系等其他型态生活的人，法律虽未限制，却仍不尽支持，“婚姻有的补助跟保障不会到他们身上，必须个人主义地去做安排。”
没有现行制度保障下，郭姵妤与CJ日前便透过预立医疗决定书，让对方拥有同等于婚姻中配偶的医疗决定权。他们也预立遗嘱，将彼此纳入遗产规划，郭姵妤解释，“CJ比较知道我想怎么处理出版社股份，我也想把有纪念价值的东西留给他。”

“一个人生活也好好的”

陈先生则已设想自己可能会单身一辈子，比其他人更早为老后退休生活做准备。
他解释，虽然台湾社会大众渐渐接受单身的生活型态，“但家人或一些不认识的阿姨还是会说，单身老了没人照顾很可怜。”
他指出，政府鼓励结婚生子，制度并不平等，例如已婚者有税收优惠，多数公共服务也较少为单身者考量，“住院开刀一定要有人陪伴，旅游住宿多只能订双人房，虽然不是刻意歧视，但很多刻板印象还要慢慢改变。”
陈先生受访当天是个周五夜晚，他没有任何约会。他说，周末行程是到卖场采购零食，窝在房间看影集。
陈先生说单身并不可怜，也从未羡慕他人成双成对， “我觉得我现在很好，跟自己在一起才是最舒服的。”